5月1日，备受瞩目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简称“艺术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广东文学馆惊艳亮相，推出“鹅潭夜话”、“话剧演出”、“音乐诗会”等系列精彩文化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高质量的文学公共服务。
作为大湾区交流的会客厅，广东文学馆的建成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生态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许子东，以了解当前文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容纳并欣赏大湾区语言的多样性
许子东指出，就硬件设施而言，广州在大湾区内具有优势。这些设施有助于作家发展，促进文学与青少年教育的联系。他认为，大湾区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的多样性，既是挑战也是潜力所在。如何将粤语融入书面语叙事，是一大考验。英语和葡语也给大湾区文学带来融合的可能。
鲁迅依旧是难以超越的存在
广东文学馆中的“鲁迅家”展览厅备受关注。许子东表示，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短时间内难以超越。他批判国民性弱点，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体现了他的深刻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
作家应有自己的坚持和作品
对于广东文学代表作的期许，许子东认为不能把作品质量归咎于一座城市。广州有自己的文学根基，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品，如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和林棹的《潮汐图》。他强调，模仿成功的作品没有意义，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坚持和作品。
羊城晚报：为何故事选址在上海，而非更具代表性的深圳？
许子东：这个疑问就像别人赚钱了，你却追问自己为何没赚到。人们总是事后才追问自己的错失。请记住，王家卫并不是蓄意哗众取宠。据金宇澄透露，王家卫在作品播出前也忐忑不安，期待观众的反应。他坚持自我风格，多年来只用一部摄影机拍摄，这都是他个人的坚守。
艺术品的走红，大多源于艺术家对自我个性的坚守，多年后碰巧走红。即使未能走红，那也是艺术家的心血，不会后悔。想着走红而创作艺术品，是电视剧策划人或老板需要考虑的。艺术家不能如此考量。金宇澄亦是如此，他的小说最初在网络连载，有朋友阅读，最后走红。现在说小说红了，我们也来一个，这种逻辑不通，不能因为“对方写了《繁花》我们就写《百花》”。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坚守和作品。
当代文学缺乏正面商人形象
羊城晚报：改革开放如此重要的题材，广东乃至湾区文学创作是否也该有所开掘？
许子东：当然可以。有几个突破值得鼓励。
第一个突破是方言入文。广州话的背景比上海话更深厚，有香港的歌曲和电影支撑。即使不会说粤语的人，可能也会唱粤语歌。方言入文给创作带来了极大的鼓励。比如《繁花》在甘肃、西安等地的收视率也很高，并非只有上海人喜欢看沪语版本。如果广东有成功的作品，拍成连续剧并配上字幕，这将是一个突破。
第二个更大的突破是小说的男主角是一位商人。他既不从事生产、发明科技，也不创造科学项目，仅仅从事买卖，但在生产关系中实现了突破。对我们这些文学史研究者来说，这个突破十分重要。1949年以来，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难找到以商人作为正面男主角的例子。文学主要描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官员等，几乎没有像“宝总”这样光明磊落的当代商人形象。
我相信广东文学、大湾区文学可以做到这两点。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广东人骨子里都相信经商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要小看这种观念，《繁花》中的阿宝之所以成功，除了演员胡歌本人的个人魅力，更重要的是背后的道德支撑。
羊城晚报：当今文学不仅缺乏商人形象，对城市也有着较少的描绘。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城市文学似乎还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许子东：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和农民。最感人的作品，比如《活着》，实际上是地主之子讲给文青的故事。这种文青与农民的同框是中国文学的制胜法宝。但一到城市文学，农民形象消失了；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工人的形象也一直没有写好。
利用交流缩短距离，打破偏见
羊城晚报：您认为香港文学在湾区、中国、世界的位置是什么？
许子东：香港文学属于中国文学。近几十年来，香港文学的主旋律是本土性。刘以鬯、崑南等许多作家接续着郁达夫等人的五四传统，抒发文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得志和商业压力。从1975年西西的《我城》开始，香港文学开始关注普通人，这些充满活力、不追求财富的年轻人成为香港文学的目标受众。
香港文学的辉煌时代褪去后，陷入自我怜悯，将社会矛盾归咎于地缘政治变化。这与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忧国忧民情绪有几分相似。
1997年后，香港文学有所好转，但技术上一直处于现代主义实验的前沿。尽管香港与深圳地理上相近，文化上却存在隔阂。香港作家不了解深圳作家，深圳读者对香港文学的了解也令人怀疑。与广州相比，由于粤语和老一代文学传统的关系，香港与广州的联系更紧密。
这证明文学距离与地理距离并非一回事。
羊城晚报：如何缩短这种文学距离？
许子东：多交流。举办作家营和组织活动时，应以基本的眼光和价值判断为准则，而不只是找一些好朋友来。李碧华、张小娴、董启章等香港作家，以及年纪稍大的亦舒，他们的作品对内地文学影响很大。
多一些交流对大家都有好处，能开阔视野，打破偏见。
“董宇辉现象”喜忧参半
羊城晚报：您做文学批评这么多年，据您观察，今天的文学批评有哪些变化？
许子东：最近二三十年来，文学批评的重心已转向学院。进入学院的好处是，许多文章有了理论支撑，更加严谨，但是关注社会，关心文学现场的力量减少了，对创作的影响也削弱了。
而且，学院派的批评往往不好好说话，绕来绕去，同样一句话讲得格外复杂。
羊城晚报：除了文学史研究，您也很关注文学现场。当下文学生态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直播带货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场的？
许子东：喜忧参半。喜的是董宇辉代表了大众读书的回归，忧的是要靠董宇辉《收获》杂志才能卖出去，这又是很悲惨的事情。不是说董宇辉有什么问题，而是这种生态有问题。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鲁迅，如果所有的书都要通过直播才能卖出去，都会有问题。出版业代表了文化的方方面面，一个人金手指一点就能卖出上百万册，这对作家的创作而言也是一种困惑。
这种现象对于出版业来说很有问题，但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又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董宇辉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功能产生了根本性的挑战。
每天花两个小时刷短视频，点点手指就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意见，这几乎彻底改变了民众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的传统结构。在某些方面，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它产生的后果大家就要承受，毕竟也有国外学者将这种情况视为“文化的灾难”。
被传媒改造是作者和学者的大忌
羊城晚报：您一直研究现当代文学，未来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或计划？
许子东：目前我正在开展《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一书的完稿工作。我还有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重读鲁迅》需要从音频转为书面形式，这对我是个挑战。鲁迅已被很多人研究过，要想有新意是很困难的。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文集，可能会有10卷或11卷，其中包括我以前写的香港文学研究文章。
羊城晚报：您算跟媒体、大众打交道比较多的学者，您真的一点都没有被改造吗？豆瓣上面的一些恶评会伤害到您吗？
许子东：改造是没办法的，所以要警惕。一个人活在世上，你怎么打扮，怎么穿衣服，别人会对你提出各种意见。
面对外界意见，做到完全不受影响是不现实的。必须时刻谨记，流行趋势瞬息万变，不可盲目追随潮流。喇叭裤去年流行，小蛮腰今年流行，不能随波逐流。
正是由于改变的不可避免性，更需要保持警惕，抵制改造，坚持自我。对于作者和学者来说，被媒体改变是绝对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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