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与诺亚：东西方文明蓝图的奠基者

长春8月8日电 题：大禹与诺亚：东西方祖先的选择如何塑造文明底蕴？

——​专访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綦天柱

许多古文明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当面对洪水时，西方文明一致选择造船逃生，其中《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最为著名。而中华文明则选择了防洪抗洪，以大禹治水最为典型。这两种应对方式虽然没有优劣之分，却为我们探究东西方文明底蕴提供了宝贵线索。

近日，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綦天柱接受“东西问”专访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东西方祖先在面对洪水时为何策略迥异，以及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观和意义。

记者：全球有数百个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传说，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可以说是东西方流传最广的两个。您认为，东西方神话传说中洪水的意象从何而来？

綦天柱：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诺亚方舟，它们都承载着人类文明早期对灾难的集体记忆，反映了不同文化中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

西方文明的根基之一——基督教明确指出，大洪水是世界的全新开端。中世纪以后，科学利用反驳神学的方式之一就是推翻大洪水的说法。但从地质学等角度考察，大洪水传说确实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和集体记忆支撑。科学家通过研究各大洲地层和沉积物发现，末次冰盛期结束后，冰川大规模融化导致江河泛滥、海平面上升，引发了全球大洪水，这些地质痕迹在各大洲古河道中均有所证实。

这一时期，地中海海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涌入黑海，巨大的洪水使黑海水位上升约150米，从古人的视角来看，“全世界”都被淹没了。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尔城的遗址中发现了厚厚的沉积泥层，年代与《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年代大致吻合。这里出土的古代文献和泥板书记录了洪水的故事。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与诺亚方舟故事的设定相符。

南京大学一项研究表明，距今3900多年前，黄河积石峡因地震形成超大规模堰塞湖长达半年以上，水深至少240米。后来，堰塞湖突然溃决后形成了近万年内全球规模最大洪水。据推测，如此规模的洪水会影响下游2000公里以上。从积石峡出发，黄河奔流1000公里就到了山西，2000公里就到了河南。

中国科学院曾以黄土高原的石笋为“媒介”，通过石笋矿物晶体的氧同位素记录发现，约4000年前，黄土高原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这也可能造成了黄河中下游大禹时代的大洪水。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大洪水，恰恰与传说中大禹治水和“夏都”二里头时段大体吻合。

记者：大禹和诺亚应对洪水的策略反映了东西方怎样的生存之道？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及其支流提供的水源保障了先民的生存和社会稳定。黄河频繁发生水患，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2155年间发生了1092次大洪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多次，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尽管水患严重影响了古人的生产生活，但安土重迁的思想让他们不愿离开故土，于是选择抗洪防洪。

黄河下游流经大平原，修建水利工程难度不大，收益却很大。治理水患的迫切需求促进了政权统一，提高了上下游协同治水的规模和效率。受限于古代的技术和财力，治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洪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中华文明越来越依赖有组织的社会结构和集体行动，形成了重视集体利益的文化特征。严酷的环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大禹治水的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多灾多难、自强不息的集体记忆。

起源于新月沃地和地中海的西方文明，由于地理环境开放，依赖海上贸易。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们倾向于背井离乡，寻找新的生存之地。这种流动性在《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得以体现，人们通过造船逃离洪水，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受限于地理条件，欧洲大陆分割成小块，农业规模较小，治水收益不高。海上贸易的内在需求催生了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系统重启和造船逃生提供了技术基础。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治水史。历史上，中国一直依靠集体力量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河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和治理，证明了集体力量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的重要性。

植根于古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诸子百家的终极指向大多是集体主义思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个体服从集体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古代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还为古代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文化角度看，严酷的环境孕育的集体主义导向使得古典宗教谱系中的“神”变得模糊甚至缺位。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而是说中国一直没有那种独一无二、全知全能、统治多数人口的神。儒家通过血缘宗法的小集体和忠孝仁爱的大集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面对灾难时，中国人向来都是求内修身，进而求治。

中国古代面临严峻的生存条件，通过集体主义文化和大一统思想应对挑战，促进社会发展。这种集体生存理念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底蕴。

西方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多元而分散，不利于形成庞大集体，却有利于小规模政治和经济单位的发展，为个人主义的兴起奠定基础。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等人强调个体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使得脱离教会集体成为可能。文艺复兴复兴古典文化，凸显个体的创造力和人文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与科学，保障个体对抗集体的权利。资本主义经济鼓励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能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将个人利益设定为实现集体利益的前提。

与农耕文明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不同，航海和贸易风险较大，难以预测，为神权思想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在宗教信仰中，大洪水被视为神的惩罚，逃避灾难而非战胜灾难体现了对神的敬畏。诺亚方舟的故事强调个体与神的契约，实际上放弃了集体。这种传说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重视，以及对神性的依赖和信仰，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文明的独特底蕴，使得世界丰富多彩。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明底蕴提供了互补的视角和多样的解决方案。当今世界既有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需要各个个体不断尝试才能实现的创新。正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所言，和谐共存，百花齐放。